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短短的一小时以后就要上课了时间马上就要到，作业根本谈不到了。尽管这样，他仍然躺着不动，一想到他要这样惨酷地被迫在清晨的冰冷、昏暗中离开温暖的床，去面对那些冷酷的、满怀恶念的人们，去迎受灾难和危险，他心中不由得又是痛、又是恨，简直悲愤不堪。唉，我只想再躺两分钟，两分钟，他温柔地对着枕头喃喃自语。但是接着，为了表示抗议，他又给了自己十足的五分钟，准备再合一会眼。这期间他时不时地睁开一只眼，绝望地注视着闹钟上的那麻木迟钝、冷漠无情、准确地向前移动着的指针七点过十分，他终于咬了咬牙爬起来，在房间里匆匆忙忙地走动起来，蜡烛继续燃着，因为只有日光还不能把屋子照亮。当他把窗上的一个霜花用呵气融化了之后，他看见外面罩着一层浓雾。

他常常因为寒冷而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他的手指尖冻得像发烧似的，全都肿起来，不敢去碰指甲刷子了。当他把上半身洗好，差不多已经麻木了的手把海绵扔在地上以后，他僵直地、无助地在当地站了片刻，像一匹浑身浴汗的马一样从身上冒着蒸气。

最后，他总算穿好了衣服，呼吸急促、目光忧郁地站在那张折面桌子前边，拿起书包。为了收拾好今天上课用的书籍，他差不多耗尽了残余的精神。他站在那里，茫然望着空中，胆怯地嘟囔着：

“宗教课拉丁文化学”一面把残缺不全、沾满墨水的书本子收拾到一起此时的小约翰已经看上去相当高了。他已经过了十五岁，不再像从前那样穿着哥本哈根式的水手服。他现在穿的是一件浅棕色短外套，围着一条带蓝白点的围巾，一条细长的金表链挂在他背心上，这是他的曾祖父传下来给他的。在他的手掌比较宽、但手指纤秀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他家祖传的那只镶绿宝石的印章戒指，和表链一样这只戒指现在也属于他了他穿上这件肥大的毛外套，戴上帽子，拿起书包，吹灭了蜡烛，就急匆匆地从楼梯下到一层楼去。他从那只熊标本旁边走过，向右一拐，来到餐厅。

克雷门廷小姐是他们家新雇的女管家，是一个尖鼻子、近视眼、前额上贴着卷头发的削瘦的姑娘。她已经在这里了，正忙着在早餐桌上摆弄什么。

“到底有几点了？”汉诺从牙缝里迸出这个问题，虽然他很清楚现在的时间。

“差一刻八点，”她回答说，一面用她那像生了风湿病的又红又瘦的手指了指挂钟。“你快要迟到了，汉诺”说着她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蔻蔻放在他的位子上，又把面包篮、黄油、盐和一只盛着鸡蛋的杯子推到他面前。

他不再说话，拿起一个小面包。他的头上戴着帽子，胳膊底下夹着书包就开始喝起蔻蔻来。这杯热饮料弄得布瑞希特正给他治的一只臼齿剧痛起来他只喝了一半，连鸡蛋也没有顾得上吃，从他的歪扭着的嘴里迸出一声轻轻的、类似告别的声音，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当他走过花园，离开这座红色的小房子，向右一转，顺着冬天的街道向学校匆匆忙忙跑去时，已经是差十分八点了还剩下十分钟、九分钟、八分钟了。路也远得很。在大雾里简直看不出究竟走了多远！随着呼吸他把这冰冷的浓雾吸进去又吐出来，小小的心房急速地跳动着。他的舌头舐在那只被蔻蔻烫疼了的牙齿上，拚命地运动着腿上的肌肉。他全身都出了汗，但是四肢却依然没有暖和过来。他的两肋开始发痛。这段激烈的运动使他的早餐开始在胃里不安分起来，他感到恶心，心头轻飘飘地、一阵紧似一阵地跳动着，弄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城门，才刚刚走到城门，就只剩四分钟了！当他这样苦不堪言地和冷汗、恶心、疼痛挣扎着向前走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四边张望，希望能够碰上一个同学没有，他谁也没有看见。所有的人都已经到齐了，已经开始敲八点了！钟楼的钟声透过浓雾传了过来，而圣玛利教堂的钟声甚至在庆祝这一时刻，奏着让我们都来感谢上帝的调子它把调子都奏错了，汉诺在没命地奔跑中断定说，它根本不熟悉这首曲子的节拍，而且音调也都不准确可是现在这都是无用的事，没有工夫去为它费心思！重要的是，他迟到了，这已经成了定局。学校的钟稍微慢一点，但于事无补！他迟到得太多了。他注意地看着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的脸。他们或者是去上班，或者是去办事，可他们谁也不着急，没有什么在逼迫他们。有的人看到他那羡慕、诉苦的目光也回望了他一眼，打量了一下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朝着他笑了笑。这不禁使他更加气恼。他们在想什么，这些从容不迫的人在怎样估计他的处境？他真想向他们喊：先生们，你们的笑容是出于你们的粗野！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就是倒在紧闭的校门前累死也甘心啊一堵红色的长墙，中间嵌着两扇铸铁大门，把前面的校园和大街隔开。当他离着这堵墙大约还有二十步远的时候，已经听到报告晨祷开始的刺耳的铃声。他这时既没有力气大步向前跨，更没有力气跑，他只能向前探着身子，两条腿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地移动着，竭力不使自己的身体跌倒，这样当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铃声已经响过去了。

守门人施雷米尔先生，一个身体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