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赵构要怎样才能为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提供足够多的事实证明？

这可不止是打仗收复失地就能做到的。

因为震天雷先就出现了，叫收复失地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这本该是变法强国的最终目的的所在，比如王安石变法和之前的庆历新政，那都是要振作国势的。而振作国势最好不过的法子就是能在战场上大败敌人。可如今这一点似乎已经不足以作为衡量国力变化的重要依据了。

那么新生目标他需要定在哪儿呢？

是民生。除了这一点，赵构实在寻不出更好的切入点了。

谁叫老赵家是税赋制度那么牛逼呢？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哪怕是再忠心于大宋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宋朝官府是不但承继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

赵构是真的佩服老赵家的税赋制定，那简直就跟有一个超级先进的电脑一样，搞出了一个极为先进的数学模式，精准的计算出了百姓们要生活所需的生活材料，给治下的百姓农人留下了必要的口粮，然后将剩余的一切全部搜罗走。

要不然赵宋政府的年收入能辣么高？让大明朝哭爹喊娘的都跟不上趟？

虽然这般做的后果就是赵宋一朝，自打立国没两年时间，便开始有农民起义军。到太宗时期，才是第二代君主，竟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这种中等规模的起义。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就是因为人心。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老赵家本来就在踩着红线跳舞，税赋政策制定的太苛了，一旦碰到无德贪婪的官吏，官逼民反那是妥妥的。

别家王朝的皇帝听到有人起义：卧槽，有人闹事？

赵宋一朝的皇帝听到有人起义：哦，又有人闹事了？

两边的差距就有那么大。

享年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就足足有二百来次农民起义，平均一年就有一次多，要说这跟那苛刻的税赋没有关系，赵构敢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

可同样因为老赵家还给百姓们留下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故而，全国大部分境地还都是安稳的。

一次次农民起义也都是小范围的暴动，波及到一路的都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民乱，本地官府就已经能平定了。

老赵家治下的亿万百姓们被压迫了太狠太狠了，相信赵构只要稍微的松一松枷锁，就能叫无数人感受到改变。

当年范镇曾经说过：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可见这天下的士大夫们也不是不知情的。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口吐芬芳，这大宋天子是与他们士大夫们共天下，干那些个泥腿子鸟事？

但赵构也不会只有这点手段，而且那种话也不是谁都能正大光明的说出来的。

除了对农民松绑，赵构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商人。

商人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是一个很悲催的职业，不说曲解四民之意的儒家直接把他们钉在了社会下等人的位置上，便是官商勾结到了某种极致的明末时，商人也依旧很悲催。

他们捧着银子，拿出辛苦经营的官场门路来给自己看好的士子铺路，后者飞黄腾达了就会前途无量，可商人却还是商人。就算他们的投资对象再知恩图报，他们也只多为自己加上一层可靠的保护伞，那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

某种意义上，对商人阶层喊打喊杀，甚至都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正确。

将一群掌握着不小的社会资料和力量的富贵中人，打入如此境地中，儒家也是牛逼。

而随着五代十国的远去，赵宋繁荣的市场经济让商人的力量大有增强。以汴梁城为例子，虽然不少行会或大商贾的背后都有靠山隐匿着，但只看这儿的富商大贾能花钱娶宗女当老婆儿媳，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影响力也是不弱的。

汴梁城里，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连太皇太后听了后都觉得没脸。

因为赵宋时候，生闺女是绝对的赔钱货。

这个时代可没什么彩礼一说，女儿家人是娘家出钱送嫁妆，而且社会上都习惯于厚嫁。这一是社会礼仪如此，二是给闺女撑腰。

女方的嫁妆薄厚可直接决定着她们在男方家中的地位。

更何况还有大家颜面在么，越是富贵大家，嫁闺女越要大出血。

可这些个县主，却不仅能省下一笔钱，还能倒赚五千贯。而她们对于自己的夫家，却也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是一层保护伞。

从这点你就能看出这些商贾不是半点‘力量’也没有的，不然把宗女县主嫁过去也太丢分了。可同时这也说明了，大商贾们对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追求。

用后世